从哲学角度看，应当把印刷术的起源看成是一个过程，即从古典复制技术向机械复制技术演变和转化的历史过程。它在其起源过程中经历了在技术上一系列量变的积累，达到某个关节点时出现了质的飞跃，即质变，从而完成了技术发明。我们可以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划定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则该时期必定包括完成发明过程的某个年代，这样作可能较为稳妥。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眼下还很难指望能定出某个具体的发明年代，最好是先定出个完成这项发明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当然，如果将起源过程持续的时间定得过长，也失去技术史研究的意义。

经验告诉我们，过去人们由于只据一、二条史料将印刷起源时间圈定在极短时间内或某一年，结果后来都被新的考古发现所否定。在注重文献记载的同时，还要密切注意考古发掘的新动向，并总览各时期社会的综合背景和技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这也许是稳妥的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古新发现的出现，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与下限之间的时间差会越来越小，从而在两限之间找出更接近于实际的起源时间。我们认为，南北朝(420~589)是发生从古典复制技术向机械复制技术过渡的早期阶段，是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此后的隋朝(589~618)应当是这一过程的后期。从出土的唐初刻本实物观之，已脱离早期技术古拙状态，则此技术起源理所当然地还应向前追溯一个时期，因此隋朝应当是印刷起源的时间下限。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南北朝时人们已经用大木印钤于公文纸的接缝处，原则上可看成是雕版技术的前兆。而稍早时的道家用大木印印出字数较多的符籙文字或护身符，更是雕版印刷的原始表现形式，同时佛教徒将木刻的佛像和图案用墨印在写经卷首或经文的上方，标志着从印章到木板印刷之间的过渡类型。说明南北朝时，不论是北朝或南朝，人们已经将印刷思想付诸实践，有了这种实践后，再用来复制书籍，并不存在多大技术困难。另一方面，碑石拓印技术对印刷术的起源有明显影响，而南北朝时期反体碑文的雕刻也为从拓印向印刷的技术过渡扫清了道路。先前学者提出印刷术起于南北朝的观点，从技术发展规律来看，还是说得通的，仍然不失为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这段期间虽政权较多，交替频繁，但持续时间只一百多年，且变动中有稳定的因素。中外前贤不少人倾向这个时期，不能说没有任何依据，只是对史料有不同理解，而结论本身最好不要轻易否定。

印刷术始于隋朝之说，也因围绕对隋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2所载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将北周武帝反佛时所毁的“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有不同理解，而陷入争议。有人认为雕塑佛像，有人认为是雕印佛像、佛经。不能认为后种理解没有道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隋统治者曾大力发展千百万民众信仰的佛教，而佛教始终是刺激中国古代造纸和印刷发展的动力之一。既然南北朝是印刷起源的时间上限，而隋是时间下限，则隋有印刷的可能性，从技术角度看是不能断然排除的。

近四百年来人们对印刷起源的探讨，虽然旷日持久，但进展还是很明显的。从现今多数作者发表的看法分析，各家所主张的印刷起源时间之间的相差跨度在逐步缩小。如清末以前，诸说之间时间跨度为961年(165~1126)，至1907年缩小为703年(165~868)，到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诸家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差距减至471年(165~636)。七十至八十年代由于有人重提东汉起源说，使这个时间差距维持不动。如前所述，东汉说是难以成立的。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此说附合者少而批评者多，如将其放在讨论范围之外，则各家所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差距就可再缩小到230年(420~650)。这说明探索印刷术起源也是个认识过程，不同作者主张的起源时间上下相差的跨度存在着由大变小的量变过程。当各种说法的时间间隔缩小到五十年左右时，这一认识过程就接近完成。在我们看来，各家主张的起源时间的上下差距，实际上也反映了起源的时间上限和下限，目前两限时间差正在进一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