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和碑拓以及木板印花等复制技术再进一步发展，有可能最终导致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但首先要指出，雕版印刷不是它出现以前任何古典复制技术的单纯改进或革新，而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发明，因为无论在使用材料、工具、过程与方法或产品用途方面，雕版印刷都不同于以往的复制技术。其次，印刷术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经长期历史酝酿的必然产物。除了受先前已有的各种复制技术的启导和诱发之外，还要有适合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和物质基础等综合背景，甚至还与历史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个人素质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在讨论印刷术起源时，要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

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但为什么这一发明完成于中国，而非任何别的国家或地区？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和论证的。然而印刷史论著通常对此较少触及，其实研讨这个问题有助于解决印刷术起源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包括起源地和起源时间两个方面。中国之所以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因为中国充分具备促成印刷术出现的所有上述那些条件，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则不具备这些条件，或只具备部分条件，不足以导致印刷术的发明。例如，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只强调印刷术出现前古典复制技术的诱发作用，就不能对印刷术起源作出合理解释。印章、石碑、印花板在东西方各国古代都有，有的地区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

为什么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些古典复制技术通向印刷术之路阻塞，而只有在中国畅行无阻呢？这要看到印刷物所赖以制成的物质载体的重要性。印刷离开纸是不行的，纸是印刷术存在的必要前提，而中国是发明造纸术的国家，首先掌握了印刷物的物质载体。待其他国家具备此必要条件时，中国早就用上印刷品了，而且这些印刷品和印刷技术已流传于海外，用不到别的地区再重新发明了。有了纸之后，特别是经历以纸抄写读物的时间持续很久之后，才有对新型复制技术的实际要求。因而最先用纸的地区，容易为印刷术的产生提供物质前提。

为了说明古典复制技术不能在其他国家发展到雕版印刷术的原因，还可作进一步解释。以印章为例，使用印章及以其封泥，一些国家几乎同时进行，但向雕版印刷演变必须经历两个决定性过渡阶段，一是将反体字印盖在纸上，中国至迟在魏晋(3~4世纪)已实现，这时东西方其他国家还不知纸为何物，其他亚洲国家如朝鲜半岛才刚刚有纸。第二个过渡阶段是道家将刻有许多文字的木印印在纸上作护身符，发生于晋至南北朝，早于其他国家。将道家、释家的作法结合起来，制成文图并茂的木版，便成雕版印刷品读物，中国比任何其他地区顺利而迅速实现最后一步演变过程。

石刻虽在东西方都有，但以纸拓印碑文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日本和朝鲜半岛拓印技术出现很晚。碑刻反体文字为西方所无，纸拓大规模儒家经典实现于南北朝，从拓印技术通向雕版印刷的两条可能的途径只存在于中国。印度、埃及、欧洲古代都有织物印花技术，但很晚才将雕花板印染在纸上。中国现存出土凸板及镂板纸印的佛像为唐代产物，当然这只是时间下限，即令如此，西方国家这时还无纸可用，只能印在布上。其他国家虽拥有古典复制技术，但在那里却没有任何一条能演变成雕版印刷的通路，而中国则条条道路通向这个最终目标，而且根据上一节的分析，也注定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中国拥有发明印刷术所需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背景和对复制典籍的迫切需要。正如造纸术一样，雕版印刷术是封建制社会的产物，而不可能出现于奴隶制社会。中国奴隶制社会与西方或东方某些地区同时，或甚至晚些，但率先进入封建制社会。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大帝国，至汉、唐达到盛世，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获得空前发展，学校和识字的人数目迅速增加，这正是促进纸和印刷物生产的直接催化剂。

反观西方各国，欧洲奴隶制社会持续时间很长，比中国晚一千年才进入封建社会。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标志奴隶制的瓦解，但西方早期封建制，仍带有农奴制的烙印。中国在社会制度上比西方先进的时间差为一千年，这决定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一些重大技术发明也领先于西方一千年或更多，有的则领先数百年。欧洲长期处于所谓黑暗时代，社会裹足不前，经济发展缓慢，社会上识字的人很少，读物也不多，又没有纸，有些书籍由奴隶抄写在羊皮板或莎草片上，这已经足够满足少数奴隶主贵族、僧侣和学者的需要了，没有对新型复制技术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