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纸，也有一些纸史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古纸大多是采用“借物断代”法进行断代的，而这种断代方法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断代结果并不可靠。

他们认为，同时出土的器物所携带的时间信息有相当大的误差范围。某种器物的形制虽然对应一定时代的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但这种特征未必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然消失，而往往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即使可肯定是某个时期内制造的器物，其入土时间也未必就是那个时期，而只会较那个时期为晚，具体晚多少年当然各不相同。再说，从逻辑上分析，只能以墓中出土的所有器物中最晚的器物定该墓的时间上限，而其下限只能大致估测“距此年代不远”。以灞桥纸为例，虽然同时出土的有三钮铜镜等西汉时期文物，但也有“铅片数十节”，据有人考证，从东汉时代开始才有墓葬中把铅片用做墓主执掌的买地券（地契凭证）的葬例，据此，有人提出，灞桥纸的原始断代结果并不可靠。

与器物相似，葬式所反映的时间信息也是比较粗略的，新的葬俗开始流行并不意味着旧葬俗的消失，所以葬式也只能作为确定墓葬年代的参考信息。放马滩汉墓的断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虽然其墓葬结构与秦墓基本相同，但由于随葬器物特点接近于陕西、湖北云梦等地早期汉墓的同类器物，所以其时代只能以较晚者定。不过这样推断的结果仍可能有一定的误差，该墓中虽有与其他地方出土的早期汉幕相类似的器物，也未必就是与那些汉墓同时期的墓葬，而有较之稍晚的可能。

除了“借物断代”本身的逻辑不确定性带来的“西汉古纸”断代的疑问外，有些学者指出，另外一些因素也会导致纸史界不能接受将这些古纸认定为“蔡伦前纸”的结论。如放马滩纸的发掘报告中谈到“由于地下水丰富，加之芦苇丛生，起到了渗透作用，所以墓中积水很多，随葬品大都保存不好”。在这样的环境中，连棺内尸体衣物等均已不存，为何“位于死者胸部”的纤维纸却能留下残片。这自然会使人猜想纸片有可能不是随棺人葬之物。再如，在居延汉长城烽隧遗址中先后发掘出土了数万支汉简，其中有屯军采购衣食及生活用品价格清单，已经有了“河内笔”，却没有纸的记载，说明当时书写材料仍用简。

还有人从古纸的质量、大小及用途方面分析马圈湾纸的年代。马圈湾纸的“紧度”和“白度”两项重要指标均与8世纪唐代经过捶打、砑光等技术处理的加工纸无明显差别。最大张幅面达32×20厘米。纸幅这样大、质地这样好的纸没写上字就白白弃掉，说明它一定是纸已发展到大批量生产阶段的产物。

有人根据古文献中尚未发现西汉已有植物纤维纸的记载这一事实，从另一角度说明西汉无纸。与蔡伦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班固(32一92)的《汉书》，记述了从汉高祖到王莽时代230年间政治、经济、工艺、文化的各个方面，被誉为“周密详备”之大著；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27一97)的《论衡》成书于96年，对“针芒毫发之事，无不记载”，并提到简牍和缣帛等旧的书写材料多达数十处。如果西汉时代已有成熟的造

纸术，那么这两部书不可能不提到。另有充分证据认为王充自己也未使用过植物纤维纸。

我们认为，造纸术起源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见解，有益于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要讨论各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科学的思维方法，客观地对待已有的科学事实，最终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客观地说，针对几种古纸提出的种种质疑，指出了这些古纸在断代方面存在的不足：但是，这些不足只意味着这些古纸的原始断代“有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说不是绝对可靠的，而不足以否定原始断代结果。此外，像居延汉简和班固的《汉书》、王充的《论衡》中没有提到纸之类的论据，也不能证明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就像没有提到某种罕见的动物，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那种动物一样。

应当看到，“蔡伦前纸”实物的发现已不是仅有的一两个孤证，无论“灞桥纸”是不是纸、是不是西汉纸，都不足以否定“蔡伦前有纸”的结论。况且今后可能还会有类似的发现，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不可视而不见。如果说某一两种古纸的断代有可能因“借物断代”本身的缺陷而不够准确的话，那么，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只要是“借物断代”的古纸，都是不可信的。如果把蔡伦前无纸看做绝对真理，认为凡是“蔡伦前纸”要么是断代有误，要么不是纸，那也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目前对这些古纸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例如可以利用现代科技考古中的测年技术对各古纸年代进行准确测定。测量古纸年代可以用碳一14测年法，但传统碳一14测年需要样品量太大，不适用于极其珍贵的古纸的测年。所幸现已建立了加速器碳一14测年法，这种方法需要的样品量仅1克，较前者小得多，误差范围理论值小于50年，可以用于古纸断年。